二度进赣并在江西十年的北京神父杨德望

——留洋青年被寄予厚望却命运悲怆

礼仪之争后，进入了雍正和乾隆年代的禁教时期，对外国传 教士有严格限制，传教活动难以为继，培养华籍神职人员成为当务之急。

一，北京青年杨德望就是被选中前往欧洲深造

耶稣会土挑选有发展潜力的年轻中国信友，先由专人神父负责，以收徒方式教以神学、拉丁文等功课，然后找机会送往欧洲深造，学成后返华担任神职。

杨德望就是被北京选中的年轻学生之一，他先在北京的北堂接受预备教育。师从法国耶稣会士蒋友仁，学习了 4 年教义、拉丁文和中文。

杨德望是地地道道的北京人，于雍正十一年(1733)2月8日出生，乾隆十六年(1751)杨德望和一位同窗青年高类思，在法国传教士带领下，前往欧洲深造。

二，杨德望和高类思在法国深造多年

他们先去法国La Fiehe 公学攻读法文并进修拉丁文凡三年,理则学一年,神学一年以上,而于 1759年3月10日入耶稣会初学院两年。

初学后,又至大路易学院续攻读神学。1762年4月1日法政府封闭八十所耶稣会学校,杨德望和高类思所在的初修学校也在奉命关闭之列， 于是他们被迫离开耶稣会的学校，在巴黎市内一所属于遣使会的神学院继续学习。

1763年5月28日，杨德望和高类思二人同被祝圣为司铎。1764年1月，他们二人前往凡尔赛面呈申请，要求准予搭船返华。

三，两位中国青年被寄予新使命

法国当时经营远东航务的国务大臣贝尔坦，十分喜欢中国，由衷钦佩中国的悠久历史和古老文明。他立即意识到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，可以利用这两位中国青年促进法国对中国的了解，加深两国人民的友谊。

他把自己的想法向国王报告得到国王首肯，贝尔坦向两位中国青年转达国王的指示：

“陛下确信，世界各国人民同出一源，理应被视为分居各地的同一家族的子弟。虽因山水阻隔而天各一方，但不应忘却，他们既同为人类，又情同手足，理应互相帮助。”

四，法国希望中法两个重要国家强强联合

1764年6月，杨德望高类思被引进凡尔赛宫，谒见了国王和王后。贝尔坦 为使高类思和杨德望的学习和考察得心应手，聘请绘图教师教授绘图和刻版技术，目的是方便能将在考察中把他们认为先进的东西绘制成图带回中国。

凡尔赛宫

贝尔坦又请法国科学院院士向他们传授电学知识，指导他们做了很多次实验。安排他们参观织毯、制瓷工场、印刷工场、面粉、染坊和丝织工场。

接着又去里昂参观了制铁、缎带、金银制造、制造枪支的兵工厂、St.Etienne 军火厂，还有造纸、养蚕工场，还考察了布里亚尔运河上的船闸。

国务大臣贝尔坦的愿望就是使法国和中国两个重要国家强强联合，互通有无，取长补短，共同受益。

五，携带当时最先进科学贵重礼品回国

杨德望他们两个在法国逗留14年之久，居18世纪旅法中国人之首。1765年1月17日凌晨，高杨德望搭乘马车离开巴黎，踏上了归国的旅途。

启程之前，他们收到许多礼物。法王赉赐有金表、望远镜、显微镜、电气机械、手提印刷机及贵重书籍，还有科学考察和研究的仪器和工具和一台电机，应该是代表了法国当时最先进的科学技术水平。

2月10日，“舒瓦泽尔号”载着他们驶离洛里昂港，开始了返华的航程。

经过近半年的航行，“舒瓦泽尔号”于同年7月20日进入中国水域，26日到达黄埔，恰好是他们15年前启程去欧洲的同一天。 29日，他们在广州弃舟登岸。

六，满清闭关、禁教、排外，杨德望他们难负其重

由于清政府对于私自出洋的中国公民惩处甚严，高类思和杨德望不敢暴露自己的身份，不得不立即脱掉教士的黑袍，藏匿在朋友家中。

1766年2月，高类思和杨德望回到了阔别已久的故乡北京，长达15年的别离使他们对故国的许多事物感到陌生。清政府既不准外国人进入中国，也不准中国人出洋的政策，迫使高、杨不敢公开自己的留洋经历。他们不敢轻易离开教堂，甚至不敢在父母家中投宿。

杨德望在北京休整一段时间后，就被派往江西传教，后来曾回过北京，不过他于1785年再次到江西，在江西前后达十年以上。

1787年5月在临江被捕入狱,官吏没有把他当外国神父一样处理，而是把他当普通教友看待,不久被押送回北京原籍了事，他的去世时间没有准确记载，大约卒于1798年。

杨德望被寄予使法国和中国两个重要国家强强联合，互通有无的愿望没能实现，这实在是中国历史上的又一大遗憾。杨德望他们回国后命运多舛、一生坎坷，也是一个中国人时代的缩影。